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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報】理想信念之光,歷久彌新

發表時間:2019-08-16 作者:文/羊城晚報記者 侯夢菲 譚錚 瀏覽次數:1216

1946年3月5日,葉挺出獄后,請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電文

彭湃、楊殷犧牲前寫給黨中央的信

蘇兆征遺囑(鄧穎超記錄,鄧小平旁注,1929年2月)

 

翻開塵封已久的歷史,被時光暈染的英烈書簡,依舊散發出奪目的理想信念之光。

這束光——

是葉挺在出獄后不足一天就申請再次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決心;

是彭湃、楊殷在上海獄中聯名給黨中央寫信,寧為革命犧牲自我的精神;

是蘇兆征、周文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書寫下對黨一以貫之的忠貞信仰和初心情懷……

循著這一束束理想信念之光,讓我們一起走近歷史,重溫英烈紅色書簡所帶來的精神力量,感悟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

 

葉挺:出獄不足一天,交上第二份入黨申請書


“我已于昨晚出獄。

我決心實行我多年的愿望,

加入偉大的中國共產黨,

在你們的領導之下,

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貢獻我的一切。”

 

這是葉挺在1946年3月寫下的第二封入黨申請書,寫下這封入黨申請書時距他出獄僅過去了不到一天的時間。寥寥數語,卻濃縮了葉挺對革命事業無比忠誠、不懈追求的理想信念。

葉挺是北伐名將,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全面抗戰爆發后又擔任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的軍長。皖南事變中,葉挺遭到國民黨無理扣押,其后在獄中度過了五年多的時光。出獄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重新申請入黨。

出獄第一件事,重新申請入黨

葉挺的這份入黨申請,至今仍保存在中央檔案館。1946年3月4日,被國民黨扣押五年零兩個月的葉挺終于獲釋。出獄后不到一天的時間,葉挺就致電黨中央,請求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在電文中寫道:“毛澤東同志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我已于昨晚出獄。我決心實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在你們的領導之下,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貢獻我的一切。我請求中央審查我的歷史是否合格,并請答復。”

這距葉挺在莫斯科向中共旅莫支部寫下的第一份入黨申請書,已經過去20多年。其背后,有著怎樣曲折的故事?

1896年,葉挺出生于廣東歸善(今屬惠陽)的一個貧寒農家。1919年,他投身孫中山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葉挺開始接觸共產主義思想,并在這一年以國民黨員身份赴蘇聯留學。1924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5年,葉挺回國后參與組建以共產黨員為骨干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三十四團(后改為赫赫有名的葉挺獨立團)并擔任團長。1926年5月,他率領獨立團擔任先遣隊出師北伐,因戰功顯赫被譽為“北伐名將”。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葉挺參與發動南昌起義,任前敵總指揮,起義后率部隊南下廣東繼續開展革命斗爭。同年12月,他受黨的指派,參與發動廣州起義,擔任起義軍事總指揮。

廣州起義失敗后,受黨內“左”傾錯誤思想影響,當時的廣東省委對葉挺作出留黨察看6個月處分。此后,葉挺在莫斯科寫了一份關于廣州起義的詳細報告送給黨組織,但受到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以及王明的嚴厲批判與攻擊。葉挺被迫脫黨,流居海外近10年。

危急關頭站出來,皖南事變陷囹圄

歷史已經證明當時對葉挺的指責是完全錯誤的。雖然葉挺身在海外,但他依然心系中國革命。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葉挺從國外返回澳門,他千方百計尋找黨組織。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葉挺離開澳門前往上海,向周恩來傾訴了要求返回祖國參加抗日事業的強烈愿望,毅然接受了組建新四軍的使命。葉挺為中國抗日戰爭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毛澤東贊揚他“領導抗戰,卓著勛勞”。

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葉挺被國民黨當局非法扣押,輾轉流離于上饒、重慶、恩施、桂林等地。身陷囹圄時雖已不是共產黨員,但他依然充分表現出共產黨人應有的堅定理想信念和革命信念。

盡管國民黨威逼利誘、蔣介石親自勸降,葉挺卻始終不為所動。被囚于重慶中美合作所紅爐廠囚室期間,他寫下了著名的《囚歌》,表示決不“由狗的洞子爬出”,要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再次請求入黨,是五年多考慮的結果

抗戰勝利后,經中共中央營救,葉挺于1946年3月4日獲釋。出獄后,葉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致電黨中央,請求重新“加入偉大的中國共產黨”。

這封電報很快到了延安,毛澤東親自修改復電,起手語定稿為“親愛的葉挺同志”,盡顯關愛之情。復電充分肯定了葉挺為中華民族解放與人民解放事業“進行了二十余年的奮斗”,高度評價了葉挺“對民族與人民的無限忠誠”,決定接受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并致以“熱烈的慰問與歡迎之忱”。

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楊建偉表示:“葉挺致黨中央的入黨申請正文僅69個字,但字字千鈞,許黨為民的赤子忠誠躍然紙上。”葉挺收到中央復電后,曾向報社記者發表自己重新入黨的原因。他說,出獄后的第二天就請求加入中國共產黨,是經過五年多考慮的結果,因為只有中國共產黨的同志才是真正為中國人民幸福而努力,他決心要重新加入共產黨,貢獻自己全部的力量,要為中國人民服務。

楊建偉認為,入黨是一名共產黨員在人生中所面臨的最重要抉擇,也是其踐行黨的初心和使命所作出的最莊嚴承諾,葉挺以實際行動為共產黨人作出了楷模。在當前全黨全面深入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這一特殊時期,重溫葉挺這封入黨申請書,對于教育黨員干部堅守理想信念、牢記初心使命正當其時!

 

彭湃 楊殷:用生命捍衛崇高的信仰

彭湃

楊殷

 

彭湃、楊殷就義前給黨中央的信①

冠生②暨家中老少③:

我等此次被白害④已是無法挽救。張、夢、孟⑤都公開承認,并盡力擴大宣傳,他們底下的丘⑥及同獄的人,大表同情。尤其丘等,聽我們話之后竟大嘆氣而捶胸者。我們在此精神很好。兄弟們不要因為弟等犧牲而傷心。望保重身體為要。

余人還堅持不認。頤與肖瑜個人感情尚好。

揆夢 孟

注釋:①這是彭湃、楊殷于1929年8月30日就義前在獄中寫給中共中央領導人周恩來的信件,引自郭德宏編著的《彭湃年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463頁。

②冠生,即周恩來。

③家中老少,即黨內有關同志。

④白,即叛徒白鑫。

⑤張,指張際春;夢指楊殷,楊殷化名夢揆;孟指彭湃,彭湃化名孟安。張、夢、孟由于叛徒告密被捕,所以公開承認了共產黨員的身份,并堅持宣傳共產主義。

⑥丘,指國民黨士兵。

 

1929年8月,彭湃與楊殷等在上海被捕。這是臨刑前,他們在獄中寫給中共中央的信。臨刑之時,他們吟唱《國際歌》,高呼革命口號,英勇就義,用生命捍衛心中崇高的信仰。

彭湃和楊殷,均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他們一個出身于地主家庭,一個出身于望族,本可過著富足而體面的生活,卻毅然投身于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最終,彭湃成長為中國農民革命運動先導者和著名的海陸豐蘇維埃政權創始人,楊殷則成為中共早期軍事工作的重要領導者和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

彭湃:出身地主家庭,卻成“農民運動大王”

彭湃出身于廣東海豐縣的地主家庭。1921年,留日四年的彭湃回到故鄉。一回到海豐,他就將滿腔的熱情投入到傳播社會主義思想和改造中國社會的運動之中。

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蔣建農介紹,在中國共產黨黨內,彭湃是最早把注意力轉向農村和農民的領導人。1922年夏天,海豐農村的田間地頭,忙碌著的農民兄弟總能看到一位穿著學生裝、頭戴白通帽的“斯文人”。這位“斯文人”,就是彭湃。

盡管極力想融入,他卻始終無法與農民親近。于是,學生裝換成粗布短衫,白通帽換成破斗笠。彭湃光著腳板,踩著泥濘的田間小路,再一次深入到農民之中,發動和組織農民參加革命。

為點燃農友參加革命的熱情,彭湃率先燒掉分給自己的田契,贏得了農民的信任。農民革命的熊熊烈火從海豐燃起。他領導創建的廣東農民運動,是大革命時期全國農民運動的先聲,有力地推動了國民革命的迅猛發展,被毛澤東贊為“農民運動大王”。

楊殷:交出所有積蓄,解決黨的活動經費

1892年,楊殷出生于廣東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的望族家庭。作為孫中山的同鄉后輩,他1911年即參加中國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做過孫中山的貼身衛士和副官,深得其信任。

“但在目睹了自辛亥革命以來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而國民黨內部爭權奪利、矛盾重重的現狀后,他意識到國民黨囿于本身的階級局限,不可能領導實現中華民族的徹底獨立和全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他進而尋找新的革命道路。”蔣建農介紹。

五四運動爆發后,楊殷開始研究馬列主義,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中共在全國也不過只有195名黨員,力量微弱,經費緊張,前途未卜。”蔣建農介紹,楊殷把自己的積蓄、老家的房屋田產和已故妻子遺下的首飾變賣后全部交給黨,解決黨的活動經費。1923年,楊殷從蘇聯參觀學習結束回國后,從事工人運動,領導組建了粵漢鐵路總工會。1925年,參與領導省港大罷工。

上海被捕,獄中仍宣傳革命主張

1928年11月,彭湃奉命赴上海黨中央工作,任中央農委書記,并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與此同時,楊殷也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任中央軍事部長,在黨中央協助周恩來做黨的軍事工作。

然而,1929年8月,因叛徒白鑫出賣告密,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張際春等5人在上海被捕,關押在龍華監獄。在獄中,他們受盡酷刑,卻依然向同獄的人和國民黨士兵宣傳革命主張。在他們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這樣描述:士兵“聽我們話之后竟大嘆氣而捶胸者”。

彭湃在獄中慷慨陳詞:“只要我還有一口氣,我就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到底!”“不久的將來,一定能夠推翻反動的統治,建立全國的蘇維埃政權”“為了我們的子子孫孫爭得幸福的生活,就是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是在所不惜。”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楊殷視死如歸:“我是絕對不會投降的。你們有你們的信仰。我有我的理想信念,我只信仰共產主義!嚴冬過后是春天。我堅信中國革命事業一定會勝利!”

1929年8月30日,在臨刑當天的早晨,彭湃和楊殷聯名給中共中央寫信報告獄中斗爭的情況并提出營救同志的意見。信中表示,如果黨組織不能營救同時被捕的五位同志,那么可以犧牲彭、楊二人,而設法營救出其他三人。

隨后,彭湃和楊殷又聯名給中共中央領導人周恩來寫信,表示“我們在此精神很好”,囑托同志們“不要因為弟等犧牲而傷心”“望保重身體為要!”此時他們已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所思所想只有黨的事業和同志的安危!

行刑時,他們吟唱《國際歌》,高呼革命口號,英勇就義,他們用生命捍衛了共產主義的崇高信仰。蔣建農認為,作為南粵大地的驕子,彭湃和楊殷為了救國救民于苦難,毀家紓難,舍己為黨,投身于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用鮮血書寫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

 

蘇兆征:無微不至細關懷 全心革命至生命終點

蘇兆征

 

“大家共同努力奮斗。

大家同心合力起來,

一致合作,達到我們最后成功。”

 

這份由鄧穎超記錄、鄧小平旁注的遺囑,是44歲的蘇兆征在病床上口述留下的。因革命工作長期奔波,蘇兆征積勞致疾。1929年2月,蘇兆征在上海主持召開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二次擴大會議后,舊病發作。生命垂危之際,他用微弱的聲音留下這段遺囑。

無微不至細關懷 省港大罷工中的“大管家”

1885年11月,蘇兆征出生在廣東香山(今屬珠海市),是中國共產黨杰出的工人運動領導人,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三、四屆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廣州蘇維埃政府主席,中共六大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職。他曾先后參與領導震驚中外的香港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掀起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運動的高潮。

省港大罷工爆發后,香港各行業罷工工人陸續離港回到廣州。史料顯示,當時,聚集在廣州地區的罷工工人有七八萬人。如何妥善解決他們的衣食住行等問題?在委托干事局局長李森全面負責的同時,蘇兆征對罷工工人的飲食、衣物等關懷事無巨細。在蘇兆征、李森等的關心下,干事局制訂了各區飯堂的“用膳條例”。

在省港大罷工過程中,除了領導罷工外,蘇兆征就像一個大管家,照顧著每位罷工工人和工人家屬的生活。

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 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1929年2月,蘇兆征在上海主持召開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二次擴大會議后,因革命工作長期奔波,積勞致疾,舊病發作。在病情日益加重的情況下,蘇兆征沒有將病情告訴其他同志。直至病情惡化,被家人送入私人醫院治療時,已處于垂危狀態的蘇兆征才見到聞訊趕來的周恩來、李立三、鄧小平、鄧穎超等同志。他極力掙扎,用微弱的聲音囑托:“廣大人民已無法生活下去了,要革命,等待著我們去組織起來。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奮斗。”

后來,他又用手指著胸口反復說:“大家同心合力起來,一致合作,達到我們最后成功!”蘇兆征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仍不忘組織群眾斗爭,不忘強調黨的團結,對革命事業充滿必勝的信心。

 

周文雍:“刑場上的婚禮”,他們攜手英勇就義

臨刑前,周文雍與陳鐵軍于牢房鐵窗前合影

 

“頭可斷,肢可折,

革命精神不可滅!

志士頭顱為黨落,

好漢身軀為群裂!”

 

這是一位不滿23歲就犧牲的烈士,在獄中留下的絕筆信。

1928年2月6日,不滿23歲的周文雍和他的妻子——24歲的陳鐵軍,毅然走上廣州紅花崗刑場,在槍聲中完成革命婚禮,慷慨就義。

1980年,長春電影制片廠攝制的《刑場上的婚禮》,將這段革命愛情展示于世人面前。

入讀“紅色甲工”學校,鐵心拯救中華

周文雍,1905年8月,出生于廣東省開平市(時稱“開平縣”)的一個貧窮知識分子家庭。1922年,在親友的資助下,周文雍考入有“紅色甲工”之稱的廣州省立甲種工業學校。

在學校,周文雍接觸到了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等革命書籍,并于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20歲的周文雍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省港工人大罷工前夕,周文雍被派往沙面洋務工會擔任領導職務,經受多方鍛煉,被選為中共廣州市委委員和中共廣東區委工委委員。

“刑場上的婚禮” 革命夫妻的愛情絕唱

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后,周文雍在廣州轉入地下活動。因單身易引起懷疑,組織于同年8月安排陳鐵軍到周文雍身邊假冒夫妻,協助周文雍建立廣州暴動委員會機關。

1927年12月廣州起義失敗,革命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陷入癱瘓。為恢復廣州黨組織的工作,周文雍和陳鐵軍在白色恐怖的廣州全力尋找失散的革命同志,恢復了黨的地下聯絡點。然而,就在剛剛打開工作局面時,由于叛徒告密,他和陳鐵軍于1928年1月27日同時被捕。

獄中,敵人多次用高官、金錢、自由等誘惑周文雍寫自首書。周文雍提筆寫下“頭可斷,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滅!志士頭顱為黨落,好漢身軀為群裂!”

行刑前,敵人問周文雍有什么要求,他提出要和陳鐵軍照一張合影。鐵窗下,周文雍和陳鐵軍拍下了最后的合影,作為給黨和同志們的永別留念。1928年2月6日,周文雍和陳鐵軍在反動派的刑場上完成了革命婚禮,英勇就義。

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陳金龍認為,無論是蘇兆征的“達到我們最后成功”,還是周文雍的“革命精神不可滅”,都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對初心與使命的堅守,成為革命先烈砥礪前行的不竭動力,成為中國共產黨人代代相傳的精神財富。98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唯有“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方可告慰先輩,一往無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2019 年8月15日《羊城晚報》A08版:英烈書簡,風華粵章    理想信念之光,歷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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